臺灣虐童致死案 需要強化通報機制與法律意識

　　就在臺灣地區(qū)生育率全球倒數(shù)第一，少子化危機下，突然傳出知名社福機構社工虐童致死案，受到社會各界關注。此件虐童案，凸顯臺灣社會對于保障兒童生存權，包括行政、法律、社福、人權意識都不夠健全。特別是，臺灣面臨少子化危機之下，少一個小孩，等于少了一個 “寶”，實在令人痛心。

　　強化通報機制與法律意識

　　什么是 “虐待兒童”?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虐待兒童”的概念不僅包括身體暴力和性暴力，還包括對人的尊嚴的侮辱、精神暴力、忽視、疏忽、剝削、處罰等。也就是說，從立法的角度來看， “虐待”的定義包括許多純粹的心理表現(xiàn)，特別是家長、監(jiān)護人、照護者實施管教不當行為時，虐待與管教之間存在灰色地帶沖突，管教或者虐待情況經(jīng)常被忽視。

　　對大多數(shù)普通人來說， “虐待”等同于對兒童使用身體暴力。根據(jù)法律定義，1989 年 11 月 20 日《兒童權利公約》第 19 條規(guī)定，虐待兒童是指父母、法定監(jiān)護人或監(jiān)護人實施的一切形式的身體或心理暴力、侮辱或虐待、忽視或疏忽對待、虐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包含其他照顧孩子的人。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第五條 宣稱 “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1959年11月20日《兒童權利宣言》第九項原則規(guī)定，必須保護兒童免受 “一切形式的忽視、虐待與剝削” 。

　　在臺灣地區(qū)，根據(jù)“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qū)和信按虿徽斨袨?，將依其情?jié)輕重處6萬至60萬元罰款，并公布其姓名。

　　然而，當外界質(zhì)疑一歲男童受虐致死，為何沒有啟動重大兒虐檢討會議，臺北市社會局指出，檢討會議是行政檢討機制，與通報不同;社會局在2023年12月25日接獲通報時，相關單位也都有接獲通報，同時也立即請示臺衛(wèi)生福利部門是否針對該案進行重大兒虐檢討會議，但因照顧者是保母，得到的回復是 “不適用”，因而未召開。

　　通常立法將虐待兒童視為侵犯父母權利的形式之一。父母或者監(jiān)護人行為威脅到兒童的身心健康或其生命，就意味著家庭生活受到外部干擾。然而，醫(yī)療機構、教育機構、監(jiān)護與托管機構、內(nèi)政機構以及其他組織在其職權范圍內(nèi)，仍可以查明兒童可能遭受暴力與虐待情況。有關家庭中虐待兒童的事實，也可以由兒童的親屬、鄰居與其他掌握有關特定家庭所出現(xiàn)的困難情況的可靠信息的人向上述機構提供。

　　虐童除了相關法律罰則包括，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之外，政府各部門與人權、社服機構合作，采取跨部門解決問題，從而促進有效防止虐待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社會復原。

　　至于兒童身心健康，受虐兒童即便得到救脫，如果沒有得到妥適的心理治療，在青春期，可能出現(xiàn)嚴重脫序行為，因此如何解決心理問題對社會來說至關重要。除此之外，還要強化法律意識，法律意識與對虐童的態(tài)度有著連動性的關系。一個人的法律意識越高，對任何“虐待兒童”行為的態(tài)度就越不寬容，反之亦然。

　　這次虐童案，不是只能只求改善行政缺失，臺灣地區(qū)經(jīng)濟景氣欠佳的情況下，不婚不生、養(yǎng)不起小孩的人越來越多，家庭收入低的時候，孩子成為負擔而不是生活樂趣，兒童容易在家庭與社會中成為弱勢群體，成為家庭經(jīng)濟壓力的來源，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當家庭持續(xù)面臨經(jīng)濟困難，虐待案件可能進一步惡化。因此，虐待問題，不能歸咎于單一事件，這是一個需要討論而且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臺灣資深媒體人 黃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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