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保守的歐洲如何到來？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袁浩延

發(fā)于2024.7.22總第114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2024年6月末，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在本次選舉中，歐洲中右翼黨團在歐洲議會中有所壯大，表現為歐洲人民黨拿下188席，而中左翼陣營的席位則相對下滑，社民黨黨團減少了3個席位。

這次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反映出歐洲政治版圖正在發(fā)生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在內部，歐洲一體化的推進使得歐盟范圍內的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可以自由流動，但與此同時歐盟內部出現了近似于美國“鐵銹地帶”的地區(qū)，這些地區(qū)往往出現人口外流、產業(yè)空心化的局面，尤其是歐盟成員國中的東歐國家。比如過去受民主德國統治的東德地區(qū)，就面臨類似的境遇。

正是在這些“失意者”集中的地區(qū)，右翼政黨能夠以較快的速度崛起。究其原因，貨物、服務、資本和人員自由流動推動的經濟增長集中體現在部分歐洲發(fā)達國家，但這樣的經濟紅利卻未能以類似“轉移支付”的形式反哺至人口流出、產業(yè)外移的地區(qū)。因此，過去幾年，包括歐洲議會選舉在內的歐洲范圍內的各種選舉，普遍體現出反對歐洲一體化、反對歐盟建制派精英的態(tài)勢。

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也在改變歐盟選民的態(tài)度。自2011年敘利亞戰(zhàn)爭以來，大量中東難民乘小船抵達歐盟成員國的邊陲，利用申根區(qū)去邊界政策，大量涌入歐盟發(fā)達國家。在法國地中海沿岸的馬賽，很多當地人認為這座海濱城市因為外來移民的涌入而改變了很多。不僅如此，歐盟已經成為非法移民過境到達英國的過境地區(qū)。據《金融時報》報道，法國的卡萊斯已經成為非法移民乘小船橫渡英吉利海峽到達英國的重要出發(fā)地。為了應對歐盟外溢的非法移民，在蘇納克擔任首相時期，英國政府不得不與盧旺達政府達成協議，將這些非法難民轉送至第三國，盡管英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一做法違憲。

可以說，歐盟的難民危機依然在發(fā)酵。來到歐洲的這些難民中，穆斯林群體占多數，融入本地文化上面臨很大困難。很多歐盟選民認為是歐洲一體化加劇了難民危機，對歐洲一體化不滿的情緒也在上升。

在外部，烏克蘭危機全面爆發(fā)兩年多來，仍然深陷僵局，不僅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沖擊，也使得歐洲地區(qū)自科索沃戰(zhàn)爭后又一次面臨沖突擴大的風險。正是在這種內外憂患交織的背景下，新一屆歐洲議會將更加保守、更加分裂。

建制派能否扛起大旗？

從國別的視角來看，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與法國國民聯盟均戰(zhàn)績頗佳，尤其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洲議會選舉后宣布解散議會、重新選舉。馬克龍回應稱，無論國民議會選舉結果如何，他都將繼續(xù)執(zhí)政至2027年。不過，國民聯盟在7月上旬的法國國民議會第二輪選舉中未能成為最大黨，反而是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獲得最多票數。對于法國右翼來說，這是一次“勝利被推遲”的結果。

就德國而言，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對朔爾茨政府不啻為一次痛擊，取基民盟而代之的“交通燈執(zhí)政聯盟”如今也受到了右翼政黨崛起的沖擊。雖然默克爾執(zhí)政時期的執(zhí)政黨基民盟也具有一定的保守黨色彩，其前身天主教中央黨也主要代表保守主義的觀點，但基民盟主要代表德國建制派精英的聲音，最終未能在上一輪德國大選中被選民認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此前基民盟的下臺還是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移民涌入都是重要的時代背景。

這也是英國正式脫歐后第一次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對裂變中的歐洲而言，倫敦的退出同樣也是右翼聲音的一次強勢表達。但恰恰就是在2024年7月，中左翼的工黨終結了長達14年的保守黨執(zhí)政周期?？梢哉f，英吉利海峽兩岸呈現出并不一致的選民偏好。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英國右翼政黨推動的脫歐使得英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的結果。研究表明，英國選民在脫歐以前并未對進入歐洲統一市場帶來的政策紅利有所感知。但是在脫歐以后，恰恰是投了“脫歐”票的選民所在的城市，遭到了最大程度的沖擊。

伴隨歐洲議會選舉而來的是歐盟機構的換屆。在本次換屆中，歐洲理事會決定提名馮德萊恩連任歐盟委員會主席，葡萄牙前總理科斯塔擔任下一屆歐洲理事會主席。此外，歐盟峰會還提名了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擔任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如果說歐洲議會選舉更像是依據人口比例來實行代表制的美國眾議院，那么各成員國權力與歐盟機構的關系更像是美國州權與美國參議院之間的關系，兩者均保障州權或者說國家權力對于代議機構的決定作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學部副教授詹姆斯·莫里森曾在課堂上表示，歐盟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更像是一個邦聯制國家，與美國有相似之處。

面對歐洲民粹主義的抬頭與右翼勢力的上臺，歐盟機構主要作出了以下反應：一是更多地反映右翼選民的聲音，兼容部分民粹主義聲音中的可取政策；二是堅守建制派的理性政策取向，與此同時更多地在現有政策上進行調整，而非完全另起爐灶；三是如馬克龍那樣，抓住機會解散議會、重新選舉。

另一方面，從右翼或者民粹主義的角度來看，“極端”主張是拯救歐洲的一種方法。更重要的是，歐盟選民已經開始淡忘二戰(zhàn)的教訓，過去基于自身經歷而支持歐洲一體化的選民正在老去，歐盟基于戰(zhàn)后反思而建立的和平、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

正是在這樣的價值觀危機下，馬克龍等建制派、中間派精英試圖扛起歐盟大旗，繼續(x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一體化與歐盟戰(zhàn)略自主。但是，右翼陣營在意大利、匈牙利等國成為執(zhí)政力量表明，歐洲右翼勢力與民粹主義的抬頭已經到了不可忽視的程度。如果無法得到主要成員國的支持，歐盟難以真正形成統一的對外觀點。歐洲一體化亟須重新喚起選民的支持，但問題是，過去的歐洲一體化以問題為導向，以政治精英為推動主體，以美蘇戰(zhàn)略競爭為外部推力，如今的歐洲，還能夠復制同樣的奇跡嗎？

歐盟一體化“慢下來”？

在本次歐洲議會選舉中，中間派大體維持了自身的席位，而中右翼則明顯獲得了進一步的支持。從跨國比較的視角來看，這些右翼政黨大都持反移民、疑歐主義態(tài)度，強調傳統的家庭價值觀。

在本次選舉中大放異彩的德國選擇黨的綱領性主張主要包括：一是反對移民和伊斯蘭化，認為伊斯蘭教與德國的基督教文化不兼容；二是反對歐盟一體化，批評歐盟的權力過大，主張德國應該退出歐元區(qū)，反對向欠債國提供財政援助；三是強調保守的家庭價值觀，反對同性婚姻和同性收養(yǎng)孩子，主張?zhí)岣呱剩凰氖菤夂蜃兓瘧岩烧?，質疑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的觀點，特別是他們還反對為應對氣候變化而采取的措施，認為這些措施損害了德國經濟，這就與交通燈執(zhí)政聯盟中的德國綠黨產生分歧；五是主張加強國家安全，認為應當增加警力和國防開支，對犯罪采取更嚴厲的措施。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所在的意大利兄弟黨和法國國民聯盟的政策綱領，同德國選擇黨的主張有較多重合之處，但是均未觸及福利政策。從傳統右翼政黨的視角來看，右派一般主張縮減福利。不過，在歐洲的選舉政治中，福利政策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哪怕右翼政黨也很難提出不受選民歡迎的福利限縮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右翼政黨已經在某些維度上不同于傳統政黨政治中所定義的右派，具有歐盟的本地特色。

在這種背景下，新一屆歐洲議會宣告誕生，預示著歐洲正進入一個更加保守、更加不確定的周期。在大國博弈頻繁、“黑天鵝”不斷出現的時代，歐盟需要重塑自身的未來。

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折射出當下歐洲復雜的政治生態(tài)和尖銳的社會矛盾。新冠疫情、俄烏沖突、通貨膨脹、能源危機、移民問題等一系列內憂外患，不僅重創(chuàng)了歐洲經濟，也動搖了主流價值觀。面對新的變局，傳統政黨乏善可陳，民粹主義乘虛而入，恐懼和不安在歐洲社會蔓延，人們對政治精英失去信心，轉而將希望寄托在“強人政治”和民族主義上。這種思潮的興起，給歐盟的團結與凝聚力帶來嚴峻考驗。

歐洲正處在十字路口，面臨諸多抉擇。如何修復社會撕裂、化解民粹主義、重建公眾對政治體制的信任？如何在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深化歐洲一體化？如何在地緣博弈中捍衛(wèi)戰(zhàn)略自主？這都是擺在歐盟面前的課題。從更宏觀和更長遠的視角看，歐洲要走出當前困境，必須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本土意識和全球主義、民族國家和超國家治理之間尋求微妙平衡。這就對政策制定決策者與參與者的智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如果說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歐盟內部的反思，那么這主要可以被概括為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反思，因為歐盟的制度就被視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歐洲地區(qū)的一個分支。

著名國際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在2019年曾撰文劃分了秩序的三種類型，指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導向的、意圖包含全球主要大國的“有界秩序”，注定要崩潰。

在這種背景下，米爾斯海默提出，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而其中兩點與歐盟息息相關：一是不斷擴大的自由主義秩序推動民眾跨境自由流動以及向國際機構讓渡實質性決策權，在自由主義國家內部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問題。可以說，現代民族主權國家與全球化、超國家一體化之間的沖突正是自由主義秩序擴大的結果。這就體現在英國脫歐公投的口號中，即“奪回控制權”(take back control)。二是高度全球化帶來了受益不均，最終在自由民主國家內部引發(fā)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歐洲一體化使得歐盟內部的要素流動更加自由，為歐盟發(fā)達地區(qū)帶來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但東歐地區(qū)以及發(fā)達國家的相對落后地區(qū)并未得到相應的補償，滋生了一批有“相對剝奪感”的失意選民。

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論》一書中提出的理解全球化的框架也有助于理解歐洲的反思。羅德里克指出，國家只能在超級全球化、國家主權和民主政治這三大選項中擇其二而行之。從這個視角去看，擁抱了超級全球化和民主政治的歐盟可能會面臨國家主權不足或流失的問題，這也解釋了英國為何最終做出脫歐選擇以及歐盟內部為何存在廣泛的疑歐主義情緒。

上述種種反思，代表著歐洲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以來的一體化上層建筑、競爭性民主政體與歐盟成員國的經濟基礎已經不相適應。因此，歐盟只能調整上層建筑，抑或是通過近似于“轉移支付”的方式改變歐盟內部經濟失衡的現狀。從默克爾執(zhí)政時期喊出“多速歐洲”起，歐盟就已經面臨一體化進度達不到預期所導致的種種問題。不過，如今歐盟需要解決的是硬幣另一面的問題：如何解決一體化速度過快而導致的經濟失衡問題及其伴生的政治問題？或許，歐盟機構及其主導國需要“慢下來”，探討一種系統性改革的政治經濟思路與模式。但從現實操作層面來看，在民粹主義抬頭、政治碎片化的背景下，出臺這樣的系統性改革方案難上加難。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第27期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