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后世禮儀體系的源頭

作者：賈笑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遺址發(fā)掘領隊）

紅山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發(fā)端于距今6500年前后，大約在距今5800年進入古國文明階段，上接遼西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的形成、發(fā)展、變遷及其后續(xù)影響，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與演變提供了重要線索。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彩繪陶罐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的紅山文化碧玉C形龍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玉鳳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玉勾云形器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半拉山墓地出土的紅山文化石雕人頭像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紅山文化玉人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查海遺址出土的興隆洼文化陶罐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1.思想史上的關鍵節(jié)點

在研究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的特質和傳承時，美國當代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文化模式”和“民族精神”，她認為“在文化內部賦予這種多樣化性格的，是每一文化的主旋律；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的，也是該文化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那么，中華文明在漫長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精神特質的？回答這一問題，恐怕要上溯到中國思想史形成過程中的三個關鍵節(jié)點，由近及遠分別是：“軸心突破”、周公“制禮作樂”和“絕地天通”。每個節(jié)點都是在繼承前一個節(jié)點基礎上的革新突破。

“軸心突破”是春秋戰(zhàn)國之交完成的一次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轉變，最后導致系統(tǒng)性的哲學史或思想史的正式發(fā)端。此后，以儒家、道家為代表的哲學思想經后世不斷豐富發(fā)展，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直至今日。

“軸心突破”其實突破的就是西周初年以《周禮》為代表的禮樂制度。粗略梳理一下文獻中記載的西周祭祀禮儀系統(tǒng)，可以發(fā)現(xiàn)，在國家級祭祀活動層面上，存在三個主要祭祀對象：天神、地祇、人鬼。所謂人鬼就是周王的先祖或祖先神。周人分別用祀、祭、享的方式依時序對天地人三界的神靈進行祭祀活動，又分別用燎祭、瘞埋和享的途徑使三界神靈能夠得到為他們提供的祭品。同時，根據(jù)重要性和等級，周人又把祭祀儀式分為大、中、小三等，每等采用不同品質和數(shù)量的祭品。西周時期也不單單周王有祭祀的權力，按照等級，諸侯、士大夫及至庶人均有祭祀活動，只是其間有著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

《周禮》原名《周官》，相傳是周公制禮作樂后形成的西周禮樂制度，主要通過對職官職責的規(guī)定來形成完備的社會關系準則，既是文化意義上的禮樂制度，也是政治意義上的國家管理準則，同時也具備了宗教含義和道德規(guī)范。

那么這樣一套完備的禮制體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對于這一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已經有了清楚的認識。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蔽鳚h禮學家戴圣說：“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睏顚捳J為：“‘禮’的起源很早，遠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們已經慣于把重要行動加上特殊的禮儀。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義的物品，連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動作，構成種種儀式，用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愿望。這些禮儀，不僅長期成為社會生活的傳統(tǒng)習慣，而且常被用作維護社會秩序、鞏固社會組織和加強部落之間關系的手段。”可見從古至今，對周禮最終形成的源頭，人們都認為是從前代甚至前幾代的古禮中經過損益而慢慢形成的。

“絕地天通”是一次從巫術向宗教的演變。從史學家們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他們認為周公制禮作樂、周初形成的禮制體系，是繼承了上古時期祭祀禮儀并豐富之、發(fā)展之而來的?！秶Z·楚語》中記載：“……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這既是一段上古傳說，又是一次宗教改革的記憶。如此，這次“絕地天通”在探討中國思想史、探討中華民族精神核心特質形成過程時，就變得極為重要。

2.遼西史前信仰的嬗變

縱觀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區(qū)史前考古學文化及社會的演進，其文化精神明顯具有“連續(xù)中有突破”的特點。這一特點在原始宗教、信仰的嬗變中尤其明顯，體現(xiàn)了“量變到質變”的發(fā)展軌跡。

距今8000年前后的興隆洼文化，在其廣泛的分布范圍內，僅見零星的巫術活動跡象。石雕人像基本出現(xiàn)在居住區(qū)內部未見特殊地位的房址中，其背后蘊含的意義恐怕只與生殖崇拜、祈求豐產，或與灶神、火神崇拜等舊石器時代就開始出現(xiàn)的巫術或薩滿相關。這一現(xiàn)象目前也僅見于西拉木倫河地區(qū)，顯然還不能認為是整個興隆洼社會的共同行為。興隆洼文化的玉器以各類小型的裝飾品和工具仿形為主，有學者認為這些玉器可能與巫或薩滿的身份相關。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這些玉器多出自墓葬，可能與墓主人的身份相關，但墓與墓之間在隨葬玉器的種類、數(shù)量上卻無明顯差異，說明即便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可能與巫或薩滿相關，但在這個群體中并未產生明確的分工或等級差異，更像是“家為巫史”的個體巫術施為者。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趙寶溝文化時期，產生了一些零星的變化。趙寶溝遺址出現(xiàn)了獨立于居住區(qū)的、與原始信仰相關的遺存，而灤平后臺子遺址出土的石雕人像則是興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的延續(xù)。

總之，在遼西區(qū)史前文化的演進中，我們能看到以石雕人像、玉器使用為代表勾勒出的原始信仰的傳承發(fā)展過程；也能看到，在一脈相承的發(fā)展過程中，至遲在紅山文化中晚期，實現(xiàn)了某種突破，完成了從“個體巫術”到“公眾巫術”的轉變，進而完成了從“自然宗教”向“倫理宗教”的過渡，這也許就是“絕地天通”的突破。在突破的同時，紅山文化還創(chuàng)造出了祭祀禮儀體系和用玉制度。

3.紅山文化禮儀體系的演化

紅山文化特別是中晚期以來，原始信仰出現(xiàn)了重大變化。首先是與禮儀行為相關的遺存分布范圍擴大，遍布紅山文化分布區(qū)。其次，這類遺存明顯出現(xiàn)了等級分化。牛河梁遺址群成為紅山社會的超大型禮儀中心，其下東山嘴、胡頭溝、田家溝、半拉山、草帽山等遺址則有可能是次級的某一區(qū)域的禮儀中心，一些遺址的居住區(qū)內出土的一些偶像類宗教禮儀用具，可能是特定聚落禮儀活動的反映。雖然年代相隔久遠，但這種社會內部祭祀禮儀的級差，確像《周禮》等文獻中記載的周王、諸侯、大夫、士在祭祀禮儀上等級的規(guī)定：“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內之土，諸侯國社祭國內之土，侯社祭藉田之土。”“王立七廟、一壇、一墠……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p>

在牛河梁這樣的禮儀中心，還發(fā)現(xiàn)了禮儀活動的制度體系：牛河梁第一地點臺基建筑群上發(fā)現(xiàn)了燎祭遺跡（古代祭祀儀式之一。把玉帛、犧牲等放在柴堆上,焚燒祭天。——編者注），而且不同的燎祭遺跡中發(fā)現(xiàn)了不同的焚燒物；在“女神廟”周邊分布著埋有器物的祭祀坑，所謂第一地點三號建筑址“陶片窩”，也極有可能是功能近似的遺存；山臺上發(fā)現(xiàn)了與祼禮近似的器物組合……這些看似毫無關聯(lián)的遺跡現(xiàn)象，可以與《周禮》《禮記》等文獻中的記載對應，整合成體系：燎祭祀天、瘞埋祭地、肆獻（古代吉禮的一種，進犧牲，獻醴酒?！幷咦ⅲ┑悾ㄒ跃乒嗟匾约郎耢`?！幷咦ⅲ┫硐韧酢Ａ羌肋z跡中發(fā)現(xiàn)的不同焚燒物，亦可進一步理解為根據(jù)祭祀天神的等級，采用了不同的祭品，類似《周禮》中“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各地積石冢中出土了大量隨葬的玉器，這些玉器種類、器型及組合的差別被認為與玉器本身的功能及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職業(yè)的差別相關。《周禮·春官·大宗伯》中說：“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冬官考工記·玉人》篇則記載了六瑞、六器的差別。紅山文化中晚期形成的“惟玉為葬”中玉器的使用，雖遠不及后世文獻規(guī)定之嚴格，但其以玉器本身差異來界定社會成員身份等級差異的制度還是比較清楚的。后世文獻嚴格的禮制體系的規(guī)定的發(fā)軔或可上溯至此?？梢哉f，中國的用玉制度、玉禮制、以玉明德的傳統(tǒng)文化，均源于“以玉事神”，以及初步形成了用玉制度的紅山文化，并廣泛傳播影響了整個東亞地區(qū)。

紅山文化也普遍存在極具特色的各類人像或神像。首先，它是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石雕人像的繼續(xù)發(fā)展。其次，其個體大小肯定與其在神界的等級地位相關。禮儀中心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出土的神像，大者甚至是真人大小的兩三倍。埃及法老時代，特別是最為發(fā)達的新王國時期，在壁畫、浮雕、雕像等各類藝術作品中，神和法老的形象均遠大于一般人物的大小，如果神和法老同處，則神的形象大于法老。在這點上，紅山文化或與埃及法老時代有相通之處。

從遼西區(qū)史前考古學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來看，不晚于距今5700年，自紅山文化中期開始，紅山社會開始營建超大規(guī)模的禮儀中心，形成了“敬天、禮地、法祖”的祭祀禮儀體系。紅山文化積石冢所表現(xiàn)出的用不同種類的玉器及其組合表明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級的用玉制度，也開了中國玉禮器、玉禮制之先河。種種現(xiàn)象顯示，紅山文化中期開始的信仰體系，是后世祭祀禮儀體系及玉禮制的源頭，充分表現(xiàn)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xù)性和創(chuàng)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