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與“此地”——新詩精神與藝術的本土化

　　【新詩專題】

　　張潔宇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1923年，聞一多為郭沫若詩集《女神》寫過兩篇評論文章，分別題為《〈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前者高度肯定郭沫若及《女神》的“新”。他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底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边@段話后來成為文學史對《女神》的定評，多年來被不斷引用。然而，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隨后刊發(fā)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與“時代精神”的高度贊譽相比，“地方色彩”幾乎是一邊倒的尖銳批評，批評“《女神》不獨形式上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的了?！彼f：“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盡量地吸收外洋詩底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我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底經線，同地方底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因為藝術不管他是生活底批評也好，是生命底表現(xiàn)也好，總是從生命產生出來的，而生命又不過時間與空間兩個東西底勢力所遺下的腳印罷了。在尋常的方言中有‘時代精神’同‘地方色彩’兩個名詞，藝術家又常講自創(chuàng)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底時代與地方，各團體有各團體底時代與地方，各不皆同;這樣自創(chuàng)力自然有發(fā)生底可能了。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了自創(chuàng)力，我們的作品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后才是我們翹望的新藝術了!”兩篇文章，一褒一貶，突出的是聞一多對新詩如何“新”又如何“本土化”的獨到思考。他提出“今時”與“此地”并重的觀點，強調“保存本地的色彩”和“吸收外洋詩的長處”相結合，在語言、文化審美、現(xiàn)實、哲學等多個層面追求中西融合，他后來提倡的“新格律”即是在語言方面的進一步探索。

　　與聞一多走向格律的道路不同，廢名、卞之琳等“現(xiàn)代派”詩人選擇的方向是“化古”——借鑒融納古詩傳統(tǒng)，“傾向于把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他們擺脫了早期新詩非中即西、非新即舊的思維模式，將“現(xiàn)代的”與“傳統(tǒng)的”、“外來的”與“本土的”的詩學傳統(tǒng)進行了自覺的融合，尤重對于舊詩傳統(tǒng)的重釋和揚棄。比如，他們肯定晚唐“溫李”在感覺方式和傳達方式上對于新詩的啟發(fā)，將溫庭筠詩“具體的寫法”“視覺的盛筵”與李商隱詩“仿佛懂得，其情思殊佳，感覺亦美”(馮文炳《已往的詩文學與新詩》)等特點與現(xiàn)代派詩人的藝術追求相聯(lián)系，為新詩壇帶來了一股“晚唐詩熱”。

　　1935年，精通法語并深諳西方現(xiàn)代詩學的梁宗岱再次發(fā)起對新詩格律的探索。他在《新詩底十字路口》中提出，要重識現(xiàn)代漢語的“新音節(jié)”，“創(chuàng)造新格律”，建立一種具有綜合特質的“東方象征詩”和漢語的“現(xiàn)代詩”，強調“探檢、洗煉、補充和改善”新詩的語言，“以中容西”“以新納舊”，最終目標就是要為中國新詩找到一條能夠充分體現(xiàn)現(xiàn)代漢語語言特征與優(yōu)勢的獨特道路。梁宗岱提出，要“徹底認識中國文字和白話底音樂性”(梁宗岱《論詩》)，即是肯定并立足于“中國文字和白話”的特殊性，在新詩寫作中維護和確立現(xiàn)代漢語的本位意識。

　　此外，例如散文詩、十四行體等西方詩體的引入和改造，也是“拿來”的成功經驗。馮至的《十四行集》便是最好的例子。馮至曾說，十四行體“便于作者把主觀的生活體驗升華為客觀的理性，而理性里蘊蓄著深厚的感情?！?馮至《我和十四行詩的因緣》)所以，這種曾被稱為“洋格律”的形式不僅不是束縛，反而幫助了他的詩情，用他的話說，“把我的思想接過來，給一個適當?shù)陌才拧?。正如詩人所寫：“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在《十四行集》里，由這特殊形體的“水瓶”和“風旗”把握住的，正是現(xiàn)實中國的本土經驗。那里包含著戰(zhàn)亂流亡之苦，以及貼近邊陲與自然生活的發(fā)現(xiàn)之樂，更有由閱讀和思考所帶來的關于生死、宇宙、萬物的玄想。這些內容本身與中國的歷史、現(xiàn)實，甚至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成為最光亮的部分。馮至也許并非將十四行體寫到最好的中國詩人，但他的創(chuàng)作的確很好地體現(xiàn)了這種歐洲詩藝的本土化探索。他的意義在于：在以十四行體為形式的創(chuàng)作中，不為其所縛，只為我所用，充分發(fā)掘其適合詩之思想感情表達的藝術效果，將精神完全集中于內容的本土化追求，融匯現(xiàn)實經驗和歷史積淀，真正實現(xiàn)從格律、文化和現(xiàn)實等多方面中西融合基礎上的本土化追求。

　　從聞一多、廢名到梁宗岱、馮至，這一粗略線索勾勒不盡新詩藝術本土化的全部思考與探索。在不同歷史語境中或不同詩學觀念的基礎上，本土化探索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側重和面向：無論是立足語言、探索格律，還是重釋舊詩、關注文化，又或是強調現(xiàn)實歷史的關注與介入，等等，這些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各有推進、各有收獲，共同構成了中國新詩本土化探索的歷史圖景與傳統(tǒng)，也成為百年新詩的寶貴遺產和財富。“本土化”并不是一個文學概念，但它提供了一個視角。有了這個視角，寫作者得以更加自覺地關注“此地”與“今時”，關注寫作所面對的各種對話性語境?？梢哉f，新詩百年的歷史都是“對話”的歷史，包括與外來的影響對話，或與傳統(tǒng)的詩學對話。本土化的問題就發(fā)生于對話性的語境當中。本土化并不是簡單固守自己的語言和文學傳統(tǒng)，更不是拒絕借鑒、對話和交流。恰恰相反，只有在開放的心態(tài)和對話的語境中探索與外來影響的關系，才是本土化問題的應有之義。換句話說，沒有對話和吸收就無所謂本土化。更擴大些看，“本土化”也不僅包括空間意義上與外來影響的對話，同時也應包括時間意義上的與往昔的對話。這樣的“本土化”才是一種自覺的“當下寫作”與“在地寫作”。對大多數(shù)詩人而言，運用和錘煉自己的語言，寫出自己的文化與現(xiàn)實體驗，正是寫作最樸素但也最終極的目標。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