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當局財政紀律的失守 有如水壩的潰決

民進黨當局浮濫的特別預算制度，對于臺灣的財政紀律造成嚴重傷害；各縣市搶破頭、卯足全力爭取的五花八門建設，只怕是壓垮地方財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聯(lián)合報系·陽光行動之軌道建設變錢坑》專題報導，把“前瞻基礎建設計劃”對于臺灣財政的影響，推上了政策討論的浪潮峰頂，各方眾論龂龂。

首先，必也正名乎！“前瞻”，究竟哪里“前瞻”？

按原規(guī)劃之“經費統(tǒng)計表”（2017年3月22日編制），5大主軸、總經費8824.90億元（新臺幣，下同）的前瞻計劃，有將近一半的經費，用于“軌道建設”（4241.33億元、占比48%）。雖然軌道的發(fā)展，自“鐵道之父”喬治·史蒂文森（George Stephenson）于1830年，架設完成第一條市際蒸汽機用軌道（利物浦和曼徹斯特鐵路）至今，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內容盡為鐵軌鋪設與車站改建的前瞻軌道建設，可不是從“19世紀”前眺的前瞻？

其實打從一開始，前瞻計劃根本就是為了“方便花錢”的設計；有取代年度公共建設預算、規(guī)避財政紀律規(guī)范的嫌疑。

舉凡臺當局經費之動支，必須經由預算程序；根據(jù)臺灣地區(qū)預算規(guī)定：“臺當局不得于預算所定外，動用公款、處分公有財物或為投資之行為?！鳖A算，可分為一般與特別兩種。一般預算除須遵守“預算法”外，尚須受“財政紀律法”與“公共債務法”之規(guī)范，但特別預算則不然。

特別預算以“特別條例”為法源，是財政紀律之特別法；根據(jù)“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之法律原則，“特別條例”對于財政紀律所為之特別規(guī)定，優(yōu)先適用。

例如，“預算法”中有：“公債與賒借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的限制；換言之，債務融資財源，僅能用于：“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由于臺當局當前舉債，須在后期償還；若將舉債收入用于目前經常性的支出，將導致寅食卯糧、無以為繼的消耗；如果舉債與償還時間跨越不同世代，甚至還會出現(xiàn)“跨代際”的掠奪亂象，故為財政紀律所不容。

然而根據(jù)“特別條例”所編制之特別預算（例如，前瞻預算），往往可以不受上述“預算法”之不得充經常支出規(guī)定之限制。正因有此逃脫條款，特別預算的經費動支，就不會“綁手綁腳”，就算是以發(fā)行公債所取得之收入來普發(fā)現(xiàn)金，也沒問題，所以會是比較“好用”的錢。

2020年9月，在疫情帶來的景氣蕭條中，“國發(fā)會”突如其來的一場記者會，宣告“前瞻2.0”的規(guī)劃，對于經費配置，施展“乾坤大挪移”。其中，建設主軸從5項、增加至8項，總經費則從8824.90億元、下降至8400億元；原本核心的軌道建設，跌下神壇，被大砍近2300億，經費從約4200億元、下降至1903億元，占比則從各項最高（48%）、下跌至第三（23%）的位置，低于“城鄉(xiāng)建設”（2431億元、占比29%）與“水環(huán)境建設”（1939億元、占比23%）。

“前瞻2.0”的經費調整，驗證了整體計劃的草率與急就章；顯然是先射箭、后畫靶，為花錢而花錢，并不能符合“錢應該要用在刀口上”的審慎與效率原則。而所謂的重大施政計劃評估，不過是“形式”；臺灣地區(qū)立法機構“立法”時討論的規(guī)劃根據(jù)，行政部門絲毫不放在眼里，幾千億的主軸，說改就改。

退一步，即使在計劃肇始之初，規(guī)劃者懷有對于昔日“十大建設計劃”的憧憬、希冀打造“大建設的新臺灣”，但選票考慮的政治人物，在取得金額任填的空白支票后，執(zhí)行計劃的目的，隨即轉為鞏固其執(zhí)政，并為權力的銜接作準備。一旦意識到整體財政資源，皆可為實現(xiàn)此一意志所用，勝選就成為了“所有目標的目標”。

水壩，是具有高度危險性的設施，毀壞時所釋放的災變能量，天崩地裂，超乎想象，是以，水壩與核子設施，同受《國際人道法》的特殊對待。如果把財政紀律，視為是已經達到滿水位承載的水壩主體結構，那么當下臺灣浮濫的特別預算，就是壩體上、隱然若現(xiàn)的裂縫。再要不知防微杜漸、阻斷特別預算對于臺灣財政紀律的破壞，一旦水壩潰決，只怕臺灣將永遠埋葬在被土石埋沒、天日永無的毀滅里。（作者為臺灣政大財政系教授陳國梁／來源：臺灣《聯(lián)合報》）